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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官员的「团团伙伙」太后也没办法——读沈葆桢之子的一篇寿序
光绪十八年正月初五(1892年2月3日),是李鸿章七十大寿庆典日。当时李鸿章圣眷正隆,权势显赫,大清帝国文武百官争相奉献诗文、礼品为之祝寿。在众多的寿言中,已故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儿子沈莹庆所写的《恭祝诰封光禄大夫宫太傅中堂一等肃毅伯七秩寿序》,是很值得关注的一篇。
这篇寿序没有如其他人的祝寿文字那样,一味地赞美李中堂的丰功伟绩,而是着重写了两家三代的交情,以及感恩李鸿章对沈氏子弟的关照与提携。全文感情真挚、叙事清晰、文采斐然,有感染力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寿序所具的史料价值,它生动地显现了清朝晚期高层政治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,特别是同年、姻亲结成利益同盟相互关照的政治生态。——这是帝制时代人所共知、习以为常的潜规则,这种潜规则是影响帝国政治、军事等大局的重要因素。
我不揣愚陋,试着逐段分析之。
第一段为全文做铺垫。说像李中堂这样的元勋,一般人看到的只是他的功名事业,而其性情和交友之道,只有在他早年没有显达时相过从的朋友了解。
第二段则提到相国大寿,海内外祝寿的诗文烂若云锦,作为相国故人的儿子,如果和大家一样写文章赞美相国的功业,没什么价值。于是另辟蹊径,讲述两家数十年的交往故事,以及相国对晚辈的关照,来彰显相国的高尚品德,以此来为之祝寿。这一下把阅读者的兴趣提起来了,如果放到现在公号上,可以起一个标题:《中堂大人年轻时那些你所不知道的往事》。
第三段叙述李鸿章和他们的父亲年轻时的交往,和两家深厚的渊源。李鸿章和他们的伯父缄西公是优贡同年,李瀚章和他们的叔父滨竹公是拔贡同年。他们的父亲沈葆桢,不但和李鸿章同在道光二十七年(1847)会试及第,而且一个房师,一起选为庶吉士,一起住在“研究生”宿舍,一起留翰林院正式任职。这比其他的同年关系更要亲近。明清两代会试有正主考、副主考,然后下面分若干房,每一房阅卷的考官推荐本房优秀的试卷给主考官,然后定夺,因此房师的选择是最重要的。两人共同的房师孙锵鸣活了八十五岁,一生官场并不得志,他最大的成就大概就是识拔李鸿章、沈葆桢两人。同治三年孙锵鸣被左宗棠参劾罢官,当年三月,江苏巡抚李鸿章延请其主讲苏州正谊书院。光绪四年正月,两江总督沈葆桢延请主讲钟山书院。弟子报房师之恩,在当时视为当然。
这一段还可以看出李、沈二人性格和处事态度的区别,李鸿章圆融通达,沈葆桢则性格刚直清高。翰林留馆,生活很苦的,薪水低,而且不能按时发放,又没有六部主事、御史和知县那样的实权。翰林愿意吃这个苦,就是买“潜力股”,翰林院是高级官员培训基地,只要不犯大错或过早死亡,成为方面大员、侍郎尚书的概率很高,一旦外放是知府起步。沈葆桢在北京的小家庭生活窘迫时,李鸿章劝他向在京外当总督的岳父林则徐求援,沈葆桢笑而谢绝。这种性格和处事的差异,也决定日后他们羽翼丰满时,对待老师曾国藩不同的方式。
第四段则述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岁月里,沈葆桢、李鸿章、李瀚章、李元度四位长辈相扶相持、患难与共的情谊。李瀚章早在咸丰三年初就随曾国藩办理营务,李鸿章在兄长的推荐下,八年入曾国藩幕府。沈葆桢在江西与曾国藩的交集比李鸿章早,他署理广信府知府,广信乃今天的上饶,正当浙江江西交界处的孔道。咸丰六年,太平军围攻广信府城,当时沈葆桢正离城外出募集军粮,其妻林普晴不愧是名臣之女,一方面鼓励守城的兵卒固守待援,另一方面则派人送血书到驻守浙江衢州的提督饶廷选那里求援。饶廷选亦是福州人,还是林则徐的老部下,见此大难,他不能不救。兵贵神速,来不及请示浙江省军政首领,他带兵入江西解广信之围。这惹得当时的浙江巡抚何桂清很不高兴,饶廷选被勒令撤营回到浙江防守,而且被劾擅自出兵,受到处分。这件事也能看出清帝国当时军事机器的失效,各省、府长官为了自己不受处分,首先是保住自己一亩三分地,而不愿意救援兄弟省、府,甚至以邻为壑,被太平军各个击破。何桂清这种鸡贼心思后来贻害无穷,在做两江总督驻节常州时,李秀成部队攻城,他竟然开枪打死恳请他留下来守城的百姓,逃窜到上海,后被清廷抓捕正法。曾国藩让李元度的平江营戍守广信府,以防东边的浙江之敌。由李鸿章兄弟做媒,李元度的女儿许配给沈葆桢的儿子沈莹庆。后来李元度防备未密,导致徽州失守,威胁到湘军大本营,李元度不敢回来见曾国藩,后来竟然受湘军的政敌、浙江巡抚王有龄之召,回乡募湘勇八千,帮助王有龄协防,彻底激怒了曾国藩。曾严词参劾,本来要判处流放之刑,又是李鸿章、沈葆桢邀请鲍超等人一起上疏,为李元度求情,李元度才免流戍仅罚金归乡,后来得以东山再起。
沈葆桢本来想辞官回家奉养父母,李鸿章写信劝他以国事为重,来已经被曾国荃收复的安庆两江总督衙门暨湘军大本营效力,在曾国藩的举荐下,他出任江西巡抚。就任江督后,曾国藩的战略思路很清晰,所辖的江苏、江西、安徽必须是自己信得过的门生故吏。江苏给了李鸿章,江西给了沈葆桢,安徽巡抚先保彭玉麟,彭未就任,后来李续宜短暂担任,再后来是衡阳的唐训方。以调度三省之力,来支持曾国荃围攻金陵。李鸿章会办事,尽管和老师的意见不尽相同,但他善于和老师沟通,而且重大事项上给曾国藩兄弟的面子,如坚决不让淮军来金陵与曾九帅抢功。而沈葆桢则不然,一到江西巡抚任上,就马上屁股决定脑袋,以本省利益为重。事先他和曾国藩约定,江西全省的田赋留本省而厘金交给两江总督衙门使用。可那时江西打了多年的仗,民财已尽,田土抛荒,田赋即农业税收不了多少,而厘金即商业税是收入主要来源。沈葆桢要在本省养王德榜、席宝田两支军队以资防卫,于是先不通报曾国藩,而向朝廷户部运作,获得同意江西厘金截留一半,然后再向曾国藩摊牌。已有户部背书,无可更改,而金陵围攻正在最艰苦的时候,将士眼巴巴望着粮饷和弹药。感觉到被沈葆桢背叛的曾国藩,心底里将其视为白眼狼,湘军内部一些人则说沈葆桢是“绝无良心科”第一名。今日若换位思考,对沈葆桢的做法应能理解。守土有责,他作为江西省的军政长官,不如此做又能如何?
金陵城破后,曾国藩、曾国荃兄弟成不世之功,而幼天王在江西被抓获又使沈葆桢和曾国藩的关系更加恶化。忠王李秀成被抓,天王府被焚,对幼天王的下落不明,曾国藩在给朝廷的上奏中只是含糊地以“积薪自焚”上报。跑到江西的幼天王被席宝田部队抓获,并押送到南昌交给巡抚沈葆桢,沈葆桢和左宗棠皆上疏主张将幼天王送到京师献俘,这等于打曾国藩的脸,坐实了坊间关于吉字营破金陵后,将士只顾抢劫而使幼天王逃逸的口实,也成为朝廷求之不得的“炮弹”,用来打压担心其拥兵自重的曾氏兄弟。与老师曾国藩彻底掰了的沈葆桢继续在两江地面做官,也确实相当为难,于是再以父母年老乞归故里,朝廷同意了。沈葆桢与曾国藩决裂后,和左宗棠倒是相处很好。或是因为两人性格相近?或是因为两人对曾国藩相似的态度?左宗棠任闽浙总督,规划的福州马尾船政局还没有破土动工,其受命调任陕甘总督,为了不使船政局这个事业半途而废,他极力举荐、并三顾茅庐请在籍守制的沈葆桢出山,主持大事,后担任船政大臣。马尾船政局是造船和育人并举,一面请技师、买设备建造近代的船舰;一面办马尾船政学堂,培养海军的指挥和技术人才。沈葆桢主持马尾船政局达十年之久,成为近代中国海军事业重要的开创者之一。
第五段讲述成为重臣的李鸿章、沈葆桢晚年相互支持和合作的佳话,主要是两件事,保卫台湾和办北洋水师。虽然都是为国事,但两人私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1874年,日本以台湾土著居民杀死琉球人为理由,派兵侵略台湾,统兵官为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从道。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,孤舟一叶登台岛布防。台湾当时无可用之兵,可指之饷。李鸿章派驻扎在徐州的铭军十三营,在唐定奎的率领下去台湾,并令上海招商局准备船只、器械。由于应对及时,更由于当时日本国力尚弱,日本不得已退兵。
在李鸿章的举荐下,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。江南地面驻防了许多淮军,他们历来惟李鸿章之命是从,两江总督只能待之如宾客。李鸿章手书给淮军各营,让他们老老实实听沈葆桢的指挥。沈葆桢投桃报李,当朝廷摊派各省拿出厘税的一部分分配给北洋、南洋,各练一支近代舰队,沈葆桢高风亮节,请求朝廷将南洋应得的那部分钱全部给北洋,先成北洋水师以拱卫京师,然后再办南洋水师。而今,北洋水师已成,沈莹庆文中曰:“岁巡边海数千里有常期,水师之盛,为外人指目。”确实不是虚言,当时让日本等国很是忌惮。李鸿章在北洋水师中任用大批马尾船政学堂的毕业生、也即沈葆桢的门生做海军的将领,以至于引起淮军老将的埋怨,说“客卿用事”——显然,淮军上下把北洋水师看作自家的海军,而非国家的海军,李鸿章不得不开导这些发牢骚的淮军将领。马尾船政学堂培养的海军人才以福建籍为主,这个地缘集团对中国近现代海军的影响,一直延续到民国。
这一段说的是李、沈两位同年的肝胆相照,而今天分析,却能看出晚清政治的一大痼疾,尽管朝廷非常不乐意,想方设法破解,但督抚隐然有藩镇割据之势,兵将私有成为常态。虽然在名义上淮军早就是朝廷的经制之师,李鸿章也在直隶做了二十多年的总督,但驻扎在两江地面的淮军旧部,两江总督指挥不动,只听他的命令。公事要靠私谊来推动。
第六段说的是沈葆桢去世后,李鸿章对故人子孙周全的照顾。沈瑜庆会试落第后,找年伯李鸿章讨要个饭碗,李鸿章写信给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,推荐沈瑜庆去南洋水师学堂,先做会办,第二年升总办。他给闽浙总督卞宝第去信,推荐沈葆桢的长孙沈翊清掌管学生出洋肄业局。沈葆桢的另一个孙子沈赞清,以诸生游广东,被两广总督李瀚章招致进幕府。这种恩德,沈家子弟当然没齿不忘。从这段叙述亦可看出晚清督抚在用人方面的自主权。太平天国、捻军平息后,中枢一再想办法收回旁落的人事权,各地督抚对占编制的文武官职,如知县、知州、知府、游击、副将、总兵等,只有保举权,决定权操之于吏部(兵部),若吏部(兵部)不点头,只能署理不能实受。然而随着“洋务运动”的开启,官方兴办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机构,如工厂,学堂,厘卡税局,等等。这些不在编制的职位是“差使”,可以由督抚私人委派,而其油水一点不比在编的朝廷命官差。做得好,可以由这样的差使变为命官,如曾国藩的小女婿聂缉椝从江南制造局起步,后来官至浙江巡抚。这些“差使”是用来安排私人的好去处。
今日看沈莹庆这些文字,简直就是一份交待托关系、走后门,大佬任人唯亲的“自供状”。官宦子弟因为有父辈的照顾,能轻而易举地谋得好差事,他们中间固然有品行、能力不错者,可贫寒子弟中同样有能力甚至能力比他们强的人,又如何出头呢?同年、同乡、师生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,互相关照,用今天的话来说,就是搞“团团伙伙”,破坏正常的政治生态。可是在晚清那个时期,李鸿章如此关照故人的子弟,是被士林传颂的官场美德,是有情有义、居高位而念旧的君子。所以,沈家子弟不但不回避这些,而且在李鸿章寿庆时,撰写成文,装裱成轴,公然挂出来,以彰显李中堂的盛德。
历朝统治者对臣工拉帮结派是很防范的,尤其是明清两代,皇帝最恨大臣“树党”,对以同年、同乡结成的集团很是头痛,也曾有过整肃,但是没用。中国是个人情社会,人情社会的核心就在于讲贵贱尊卑,辨远近亲疏,把这些打掉了,社会都无法运转了。因此,官场存在“团团伙伙”是公然的秘密,强悍精明如慈禧太后者,也没法破。即便清朝灭亡了,这种政治文化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。
附:恭祝诰封光禄大夫宫太傅中堂一等肃毅伯七秩寿序「1」
开年正月五日为我合肥伯相年伯[2]暨年伯母爵夫人七十揽揆之辰[3],海内人士作诗,歌以赓燕喜[4]者,烂若云锦。莹庆兄弟,故人子也,若即众人之言以为言乎?既晨露之于山海,亦非莹庆兄弟所以为言之道。无已,则请述两家故事,并今日小子所由蒙恩知者,以明受祉之原,而致难老[5]之祝,可乎?
相国为世父缄西公癸卯同年[6],先文肃公过夏[7],为定交之始。丁未会试同出瑞安孙蕖田[8]先生门下,改庶吉士,同居庶常馆。时吾乡陈心泉观察[9]、舒城孙省斋方伯[10],皆同年翰林应馆试者。先叔父滨竹公与相国兄、今两广督部筱泉公[11]为己酉拔贡同年,相从居馆中,盍簪[12]之雅,盛于一时。先公留馆后,赁屋居长安,寓庐庳薄,器用空乏,客位坐具有缺落者。时舅氏林文忠公[13]开府在外,值岁饷未至资斧时或不继,相国时相过从,从容语先公:曷以情言舅氏乎?笑谢之,顾以其安贫乐道,情好弥竺。
先公转御史出守九江,调署广信[14]。其时,湘乡曾文正公[15]以侍郎督师江西,相国以编修佐曾公幕,长公筱泉制府亦以拔贡知县留军中。先公广信解围后,卸郡事,调管营务处,始与相国兄弟重叙京国之欢。平江李次青[16]先生亦癸卯同年,同在曾公幕中。方广信之以浙兵解围也,浙中大吏意微不嗛,严檄撤援回防,先公乞师填扎大府,久不报,曾公檄次青先生以所部平江营来戍。及兹同时袍泽毕集幕府,次青先生以道义之交,申婚姻之好,相国兄弟实合二姓之成,此莹庆所由婿于平江李氏也。厥后先公由九江道乞归养,曾公疏调,辞未赴。相国私函敦促,乃赴安庆大营,中途拜抚江之命。时相国淮军特起,复苏、常,巡抚吴中矣。江西以客军肃清全省,逆竖洪福瑱[17]就擒豫章。先公申前请乞归。相国既平捻由两湖移督畿辅,而先公在籍主船政垂十年。
甲戌日本构衅台湾,廷旨命先公综台防,即日单舸东渡。台地无可用之兵,可指之饷,日人方窥台事亟甚。相国以所部驻徐州之铭军十三营,由提督唐定奎[18]率之来台,并饬上海招商局部署船只、器械利师行,手书月必数至。台地练土勇亦以向导淮军,台防屹然,倭人以淮军之急难也,始气夺输款。先公疏谓生平得人之力易危为安者,凡三事,一即此役。先公所不忘者,而谓莹庆兄弟忘之耶?值两江虚席,廷议难其人,相国言先公,旨属焉。先公疏辞衰惫,相国复贻书以主恩之隆、时事之棘,重相劝勉。既不得请,始于乙亥冬履两江任。时江南留防淮军皆相国旧部,历任督部处之若宾客。相国令诸营听指挥,军政之隙,捕蝗浚河,诸役无弗从者。先公恒言,相国于我深故,我亦深得淮部之力也。中旨划诸省税厘收入,分储南北洋,供制船购械之资。先公请以南洋应有者尽归北洋,先成一师以巩畿辅,而后推广南洋。事未就,先公薨,遗疏犹以为请。未几,北洋开学堂,成铁舰,岁巡边海数千里有常期,水师之盛,为外人指目。所拔海军将领,皆船政学堂书生。淮右老将,闲以客卿用事、少年积薪[19]为言,相国向之弥笃。北洋舟师既成军,至是南洋亦奉廷旨推办水师学堂。
昔年瑜庆[20]偕侄辈礼闱报罢出都,就相国谋所以赡其身家者。相国进而抚之,与谈曩事甚悉,亟称先时交谊,并先公处约之时事以勖小子。作书商前江督曾忠襄公[21],以南洋水师学堂见属。瑜庆改官江南,仍执前役,志广术疏,常用懔懔。相国驰书开视,勉其学识之未逮者。先公任船政时,设学生出洋肄业局,今夏任是役者,及瓜请代[22]。相国函商闽督卞颂臣[23]制府,以翊清[24]充其选。提挈故人子弟,必使之各有以继志若此。瑜庆又忝与相国二公子仲彭[25]为乙酉乡榜同年。璘庆[26]、翊清又与相国犹子[27]为戊子、乙丑乡榜、优贡同年。赞清以诸生粤游,为筱泉世伯招致幕府。羊舌、郈成[28]之义,奚以加此。虽然,此非莹庆兄弟之私言也。趋廷之日,先公诏之;侍座之日,相国又诏之。其后之事,则为先公之所以不及见而相国固见之,此莹庆兄弟所为愈不能已于言者也。
闻之寿者,醻也,醻其德也。相国功在天下,为世所共见者。如此而其性情行谊为莹庆兄弟所闻,诸先训而躬被之者,又如此然,则醻德之券当于是乎?在相国或为欣然引一觞,而以为知言也。
谨序。
【注释】
[1] 此文乃光绪十八年(1892)正月五日李鸿章七十寿庆时,沈葆桢之子沈莹庆代表沈家子弟撰写的祝寿文。沈葆桢,(1820年—1879年),原名沈振宗,字幼丹,又字翰宇,福建侯官(今福建福州)人。晚清时期的重要大臣,官至两江总督、南洋大臣,与李鸿章会试同年登第。此时沈葆桢及其长子沈玮庆已去世,故以沈莹庆领衔。